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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

发布时间:2021/7/18 9:20:23 浏览次数:1

      將「史詩」引入詩經學研究是「五四」後才出現的現象,主要源於西方詩歌理論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首先提出「史詩」的概念,他將當時古希臘文學作品分為史詩、抒情詩和戲劇。黑格爾的《美學》在其基礎上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并認為「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70。]。當然,那時尚未有《詩經》的德文譯本,故許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對此的論斷不足為訓。近代學者對於《詩經》中史詩的討論,多集中在《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各人眾說紛紜,學識並不統一。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詩經》中有史詩,至少存在上述的五大史詩。[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頁133。]除此之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和《常武》,以及《商頌》五篇均被部份學者列入史詩範圍。[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4。]

      王先霈先生認為史詩是一個多義名詞:作為一種文體,史詩指的是詩歌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既然是從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限制自然比較多而且是硬性的。「史詩」畢竟是西方的詩歌概念,是一個「舶來品」[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拿中國早期文學作品《詩經》來進行比附實在難以完全扣合,是故讓各學者各執己見爭議不斷。但如果從美學的觀念來看,史詩所指的對象要廣泛得多,同時又有更加確定的內涵[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王先霈先生把帶有史詩美學的因素稱為「史詩性」,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民族性、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 同上,頁110-118。]筆者頗認同這種從文學內容和藝術角度著手的詮釋方法,可以將格式、體裁過於硬性的規限暫時擱置,以下試以此為標準探討《詩經》中《商頌》五篇的史詩性。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商頌》現存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及《殷武》。這是宋國頌揚祖先商族的祭祀歌辭,涉及的內容包括商族的來源、商族的祖先、伊尹與商湯併祭制度以及商族夏族、商族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 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文獻》,2000年1月第1期,頁18。]。可見《商頌》符合了主題的民族性與題材的宏偉性這兩個條件。五篇詩歌讚頌、描寫的對象均是商族,<那>及<烈祖>可看成是組詩,<那>是向始祖成湯獻樂獻舞,<烈祖>則是勸牲進酒。詩中均提及祖先的成就和功業,如「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還有殷商時的祭禮安排,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同上,頁354。]<玄鳥>描寫了殷商的起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6。]及歌頌殷高宗的中興事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同上。]這都是一些關於商族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或歷史道路的內容,體現了民族性主題。

      至於畫面的全景性,是指廣泛地描寫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風俗等各個方面的大型長篇敘事文件[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4。]。廣泛描寫社會各個範疇議題與宏偉性題材有關,前段已作了論述,最具爭議性的地方就是在這篇幅上。其實很多學者在判斷《詩經》是否有史詩時,都會拘泥於詩篇太短的問題,認為詩歌夠不上史詩的規模不能肯定為史詩[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3。]。古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各自都有萬行左右,合起來有兩萬行之多。[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再看《商頌》,五篇合起來才154句,從數量上看與西方觀念中的史詩的確相距甚遠。但筆者認為這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不能以硬性的數量來比較其所承載的信息。中國漢字單一字內就能涵蓋很高的信息密度,古文尤甚。以《商頌》中的<那>為例,「萬舞有奕」[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這句中僅用一個「奕」字就將祭禮上萬人起舞、熱鬧歡騰、揚揚赫赫的盛大場面寫出來了。將這些詩句翻譯成白話文篇幅就已大為增加,是故用字數或句數這些缺乏彈性的指標來衡量詩歌是否具有史詩性甚至是否史詩是過於死板且不甚科學的。美國文學家Paul Merchant在《論史詩》中也說到:「史詩不在於長度或規模,而在於分量。」[ Paul Merchant著,蔡勁松譯:《論史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2年),頁140。]此處的「分量」,筆者認為與詩歌題材的宏偉性以及其內容的信息含量和價值有關,《商頌》是能夠達到標准的。司馬遷《殷本紀》載:「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 司馬遷:《史記·本紀·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三冊頁1633。]金德建先生云:「《商頌》是有關商代歷史的少數文獻之一,這種材料上的珍貴性可想而知。」[ 何新:《夏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年),頁4。]可見《商頌》五篇無法比擬的史料價值。

      另,王先霈先生在論述畫面全景性時也做了如下補充:即使是篇幅相對的短一些,只要敘述事件的跨度比較長,也是符合的。[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5。]      《商頌》五首詩歌,<那>、<烈祖>兩詩的成篇,可能在商湯滅夏建國后,最遲也當在商湯之時;<長發>由商王始祖契而及相土,後讚商湯與伊尹,應作於商湯伊尹之後;<玄鳥>和<殷武>最後詠高宗武丁,是成篇又在<長發>之後,已是商代後期。[ 參考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文獻》,2000年1月第1期,頁18-26。]從商朝的創立到後期,歷時也超過五百年了,這個時間跨度幾乎橫跨整個商代,絕對是足夠的。所以筆者認為反映社會整體形象的畫面全景性,《商頌》也是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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