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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春秋笔法”

发布时间:2021/7/18 9:20:09 浏览次数:0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其独有的魅力和文风艺术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在历史意识空前发展的周代,“史官文化”因为史官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肩负对现实的责任而成熟,以《春秋》为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词,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传为孔子所作。《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它虽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随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原始察终,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他的爱憎,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被誉为“春秋笔法”,影响着后代史传文学作品。阐述《春秋》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的《左传》在阐述《春秋》思想之外,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练,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在对战争的记叙时,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人物成为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相比《左传》,《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在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但由于其中所表述“大同统一”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西汉乃极盛之期。 

      《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司马迁借鉴了《诗经》和《楚辞》、战国散文中酣畅淋漓的风格,又将“春秋笔法”发挥到了极致;在完成自己毕生抱负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司马迁的《史记》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巅峰。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近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仁哀肠;他善于将人物置于广阔社会背景下,使得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强烈的传奇色彩又赋予人物神秘感。司马迁的《史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这些全部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刺讥褒贬”,探究《史记》中的叙事艺术的特点,能深刻反映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爱憎情感,也能了解到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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